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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时间:2016-09-19 11:04:03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字号:[ ]

 

第四章 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主编:郭建宁  撰写:李健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第一节 爱国:民族精神的核心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最稳定的文化基因。自古以来,舍身为国者荣,卖国求荣者耻,一直都是国人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经过数千年的沉淀、特别是百年来反帝自强斗争的洗礼,爱国主义已然内化成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构成了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

 

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

 

爱国主义是强调个人与国家之间相互支撑关系的学说,也是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感性认同,表现为个人生活方式中的一系列选择。国家通过历史文化、生活保障、安全环境等多种渠道支撑起个人生活的意义与条件。但这些支撑在日常生活中过于稳定,以至于只有在这些支撑崩溃的时候,众多个人在漫长的重建过程中才体会得到这些支撑的可贵。中国人民将历史上反复取得的这种经验积累为爱国主义的学说与感情,并将之上升为民族精神的核心,形成了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舆论环境,进而塑造了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爱国主义需要中国公民将自己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整合进自己个人价值与生活意义的构建。中国显著区别于其它国家的第一个特点便是自己悠久的历史。个人在思考自己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时候,总会问到自己从哪里来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历史与个人思考结合起来,便能够将个人短暂的生命作为民族漫长发展的成果,并将有限的个体生活意义与几乎无限的民族延续结合起来,让个体自己的价值意义取得一种由民族历史锻造的厚度。中国显著区别于其它国家的第二个特点是自己广阔的国土。多数个体生活的实际范围有限,但国土的辽阔一方面扩展了想象的边界,属于自己的土地远大于居住地,另一方面提供了实际的可能,为求学、就业、定居提供了广泛的选择。这些想象的空间和实际的可能让公民个体的价值和意义不再与居住地的狭隘性相联系,而是取得了一种由领土面积拓展的宽度。中国显著区别于其它国家的第三个特点是自己灿烂的文化。从百家争鸣到唐诗宋词,从古代的儒家传统到近现代的革命与改革传统,文化的传承让公民的思想感情得到了一种格外的深度。通过把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与自身的价值意义对接,公民的个体生活获得了极具厚度、宽度与深度的方式,而民族国家这一总体性的存在也得到了具体的表达。

 

爱国主义需要中国公民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福祉整合进自己个人价值的内容系统。个人价值的内容不能只限于个人的物质享受和财富积累,甚至不能只限于个人的精神愉悦与知识追求,而必须超越个体的利益,将个人价值与更多人的幸福联系起来。否则,个人价值的内容就过于孱弱和单薄,就容易脆折以至断裂。个体价值的实现,如果不和其他人生活的改善结合起来,就始终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与赞许,反过来便让个人价值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个人承担了他人福利提高的成本之后,社会才会给予个人价值以充分的肯定。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然是公民资格的给予单位,从而使得一个国家的公民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种现实,让公民人生意义中改善他人生活这一方面具有了历史赋予的范围,那就是民族国家的范围。当一个中国公民将自己的人生意义与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福利的增进对接起来之后,他将既不会因为个人命运的暂时挫折而过分失望,也不会因为个人事业的阶段成功而过度骄傲,而且社会也会因为他对社会中其他公民的贡献而给予他充分的肯定。

 

爱国主义还要求中国公民充分肯定自己国家发展的成就,自信有本国特色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否定自己国家的进步和成就,对有本民族特点的发展理论、发展道路和制度体系缺乏信心,必然会动摇对自己国家前途的自信,否定自己对民族的感情,从而走向爱国主义的反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高速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这样的发展和成就,既不是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的产物,也不是全盘西化、移植资本主义的理论、道路与制度的结果,而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当西方都已经注意到借鉴中国发展理论、道路和制度的必要性的时候,我们如果还以西方社会的现状为标准来评判自己,便谈不上任何的民族自信,也谈不上真正的爱国主义。

 

爱国的原因

 

中华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经验性地得到了必须将爱国主义作为自己民族精神核心的结论。甚至许多历史不及中国悠久、地域不及中国辽阔、文化不及中国灿烂的民族,也高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各个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之所以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正在于爱国有着多方面现实的原因。把这些原因总结起来加以归纳,可以分成三类,即基于个人视角的原因、基于阶级视角的原因以及基于国家视角的原因。

 

从个人的视角来看,公民应该爱国。首先,公民的生活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而这正是国家提供的。认为其它国家会为中国公民的福利而奋斗,那是无视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多次为异族入侵、国破家亡教训的幻想。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中国就会再次成为帝国主义逐利的战场,个人的一切发展就只能沦为泡影。就心理层面而言,正面的国家身份认同能够带来安全和自信,而对国家负面的感情则造成不安全感和心理上的虚弱。其次,公民只有爱国,才能正常参与国际交往。现在世界仍未大同,民族国家仍然是除去性别之外个人首要的身份来源,表现为公民的国籍。无论个人特点如何,国际社会首先关注的是个人的民族国家身份,即国籍。如果一个公民不是爱国,而是相反的力图抹去自己的国籍印记,将无异于挑战国际惯例和礼节,失去正常进行国际交流的基础。在国外生活过的人往往具有更强的爱国意识,原因就在于此。再次,个人生活价值和意义的构建也需要公民爱国。公民要获得社会认可,那么其个人努力必须与民族国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如果其个人成就伤害了民族国家利益,从而伤害了其骨肉同胞的福祉,那么其成功不可能受到社会的认可,其个人生活的价值与意义也就打了很大的折扣。

 

从阶级的视角来看,公民应该爱国。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不仅利用自己在本国的垄断地位榨取本国的垄断利润,也利用发达国家的国家机器掠夺落后国家,将之变成自己的原料来源和倾销市场。在旧殖民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是通过用暴力方式将落后国家变成殖民地做到这一点的;在新殖民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是通过经济方式将落后国家固定在世界分工体系的低端做到这一点的。无论是在旧殖民主义体系中,还是在新殖民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与落后国家劳动者之间的对立都是通过帝国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表现出来。落后国家的劳动者要摆脱先进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剥削和压迫,首要的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主张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正是因为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具有这种利益上的一致性,列宁才把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如果没有对自己民族国家的深厚感情,就不能做到通过争取民族解放来争取阶级解放。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的国家,爱国与争取劳动者的阶级解放是一致的。

 

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公民也需要爱国。首先,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源自于本民族成员对国家的认同。古代国家的合法性源自神话或神授,而现代国家的特点则是以成员的心理认同为基础。如果公民失去对国家的认同和感情,那么一方面国家将必须使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存在,而不能用文化力量来凝聚公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将导致国家合法性的危机,而近现代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重建这种国家合法性的过程将极为漫长,代价将极为高昂。其次,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任务,需对各方面的资源进行深度整合才能够完成。而这些资源,无论是经济的还是人力的,都分散在为数众多的国民之中。在公民缺乏对国家的感情的时候,动员这些资源将是极其困难以至于不可能的。一旦丧失了国民的认同和支持,以及与这种认同和支持相匹配的资源,工业化和现代化注定就难以为继了。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的落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从空想沦为了空想。动员国内公民力量以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也离不开公民层面的爱国主义。

 

爱国精神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

 

人们有一种预期,那就是中老年人由于经历过民族国家危机的年代,或者受到较多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情感相对较为强烈;而青年人因为没有反面的经验,又成长在多种社会思潮激烈碰撞的新时期,爱国主义的情感可能相对较弱。但现实的状况是哪怕在青年人中,认同和坚持爱国主义的人也是压倒性的多数。共青团中央前一段时间专门组织了一次针对青年群体爱国主义现状的调查,对象是大学生、企业青年、进城务工青年以及农村青年四类青年群体,方式是大样本、分类别的思想状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企业青年、进城务工青年和农村青年,坚持爱国主义几乎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认同。这一结果表明,与人们的预期不同的是,即使是青年人,对国家民族的情感也是非常深厚的,对爱国主义这一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高度接受的。在当代中国,热爱祖国是绝对的主流,不认可爱国主义的只是个别人。

 

多数青年认同爱国主义,但也有不和谐的声音。这些声音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质疑乃至反对爱国主义,另一类则是极端民族主义。

 

反对爱国主义的声音主要来自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认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而是来自于社会契约。在自由主义看来人。人类本来不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一切人对一切人都是战争的野蛮状态,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与财产,才订立契约形成国家。既然公民需要国家的原因在于国家能够保护公民的自由与财产,那只有能够保护公民自由与财产的所谓“自由”国家才值得认同和热爱,而不保护自由的“专制”国家则不应该热爱。也就是说,在自由主义者的眼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值得公民去爱,而是只有特定的国家才值得去爱。他们把这种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称为“理性之爱”。但如果从自由主义的这种话语体系出发,就会得出非常荒唐的结论:全世界人民都只能去热爱所谓的“自由”国家,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人爱美国,落后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国民则不能爱自己被打上“专制”标签的祖国,也必须去爱美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这种结果无疑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特别对美国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自然可以预料到,美国这样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不但会乐于看到中国公民从自由主义出发放弃爱国主义,甚至会主动地支持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对爱国主义的质疑乃至反对。

 

实际上,自由主义对爱国主义的质疑和反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首先,自由主义对国家起源的假设就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现代美国是美利坚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独立战争的产物,现代英国是光荣革命的产物,现代法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现代中国则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产物。没有哪个国家是通过公民从自然状态出发签订契约的产物,所有国家都是近代以来民族形成过程的产物。从社会契约的假设出发来用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取代实际的民族国家合法性,赤裸裸地用想象来代替历史,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欺骗性的宣传获取自己的国家利益。其次,自由主义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也是非常功利主义的。一方面,以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来瓦解中国公民爱国主义情绪的帝国主义国家自己并不实行社会契约论,其公民身份的确定仍遵循血缘和出生地的民族主义原则;也就是说,其它国家的公民不能以契约方式加入美国国籍。另一方面,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又向落后国家推销自由主义,要求中国公民支持美国、热爱美国,而不支持、不热爱自己的祖国。用民族主义的方式来确定权利,以自由主义的方式来确定义务,这种隐蔽却无耻的功利主义的原因便在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最后,美国声称自己是“自由”国家也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斯诺登事件表明,美国非但不保护他国人民的自由与隐私,对自己本国公民的自由与隐私也是随意侵犯的。甚至在斯诺登揭露出美国维护自己民族利益、而非在全世界保护自由的真实面目后,美国还要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来抓捕和审判他。在明知自己的民族主义做法的同时,还要向中国灌输自由主义来质疑和反对中国的爱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国家利益是唯一的动因。

 

与自由主义质疑乃至否定爱国主义相反,极端民族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极端民族主义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民族分离主义,另一种是非理性爱国主义。

 

民族分离主义者认为,一个民族对应一个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就应该有多少个国家。如果多个民族共存于一个国家,那么就必然存在着主体民族对其它民族的压迫。他们现实的政治主张,便是西藏和新疆应当独立,成立藏族的“雪山狮子国”和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国家。民族分离主义者的危害显而易见:他们直接充当了帝国主义国家侵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工具和先锋。美国和其它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或者给予政治支持,或者给予物质资助,其用心是非常险恶的。民族分离主义者的理论也是说不通的。首先,作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全部信念支撑的一个民族对应一个国家的教条就是完全独断的。世界上有1000多个民族,但民族国家却只有不到200个。多民族国家是常态,单一民族国家才是例外。多个种族和民族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有统一区域、统一语言、统一经济和统一文化的统一民族,是世界历史中非常常见的现象。之所以提出一个民族对应一个国家的信念并向中国推销,就是想破坏少数民族对中国国家的认同,并在中国的国家认同危机中浑水摸鱼,谋取不正当利益。其次,无论是美利坚民族、英格兰民族、法兰西民族,还是中华民族,都是多个种族和民族融合的产物。美国不会允许黑人成立独立国家,英格兰也没有允许英格兰、威尔士甚至北爱尔兰独立,法国也打击国内的分离主义势力,为什么对中国的民族分离主义力量就要加以支持呢?中国境内各民族早已在中国近代史上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统一的斗争中形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统一和复兴的利益高于各民族的个别利益。民族分离主义在理论上逆历史潮流而动,是缺乏依据的;在现实上违背中华民族多数人的核心利益,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非理性爱国主义则把中华民族的利益进行了无限扩 张和想象,而堕落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看法认为,只要打着爱国的旗号,什么都可以干;只要把某种做法与国家利益挂钩,那这种做法就具备了合法性。非理性爱国主义者或狭隘民族主义者没有想到,如果将所谓“民族利益”和”爱国行动“泛化,它们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如果把”民族利益“理解为旧式帝国主义的殖民与扩张,就会主张争夺海外势力范围,以及进行相应的军事准备。但只要走上了这条道路,与其它国家的军事对抗就无法避免,中国发展的和平环境也将不复存在。如果说与军事弱国的竞争还有可能取得些许成果的话,与军事强国的碰撞将极具风险,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的发展成果会毁于一旦。如果把”爱国行动“理解为在中国排斥外国人,打砸国外商品,则会在影响中国开放姿态的同时,破坏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而国际开放的格局和国内改革的环境遭到干扰,回过头来自然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发展,影响真正的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因此,在爱国主义的主流中也要排除非理性爱国主义的干扰。

 

面对爱国主义主流中的这些不和谐的声音,不能坐视不管。首先,要直面问题,正视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袭,甚至要估计到其中某些理论泛滥起来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重视这些对民族国家认同破坏力极大的思潮的影响。其次,要勇于面对,敢于与它们正面交锋。很大程度上,这些错误观点之所以对爱国主义的主流产生的影响,原因就在于没有针锋相对的观点让公民辨别,形成了错误观点的一言堂。实际上,真理愈辩愈明,这些错误观点全都是站不住脚的。最后,还要加强对公民的爱国主义正面教育,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告诉每一公民,不但要爱自己的祖国,而且要爱得正大光明、理直气壮。

 

第二节 敬业:职业道德的灵魂

 

敬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礼记》讲人成长时要“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认为青年学习要达到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要学会敬业。时至今日,在当代社会,热爱与敬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已经成为职业道德的灵魂,是公民应当遵循的基本价值规范之一。

 

1、敬业的内涵

 

爱岗敬业体现的是公民热爱、珍视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勤勉努力,尽职尽责的道德操守。任何一个社会的保存和发展,都是以其成员勤奋工作、创造价值为前提的。因此所有生气蓬勃的社会,都把敬业作为核心价值加以强调,将之作为对自己成员的基本要求。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敬业精神的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热爱、勤勉和克制。

 

敬业须热爱工作。热爱自己的工作和所投身的事业,是敬业精神的前提。只有当公民把工作当作自己珍视的领域,视为自己价值得以表达的所在时,他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精力与体力的投入,才有可能克制自己放松懒惰的想法,才有可能不满足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也只有当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把热爱自己的工作当作自己的核心价值时,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的链条才能够得以保持乃至发展,社会才能够进步。如果公民像厌恶疾病一样厌恶自己的工作,那么他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工作中的劳动付出,就会在快乐的时候不工作,工作的时候不快乐,就会迅速满足于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成果。假使社会的多数公民都对自己的工作没有感情,麻木不仁甚至避之不及,那么社会的经济生活就会发生停滞以至倒退。个人和社会的成功,都有赖于公民努力的工作,而这又是以公民热爱自己的工作为基础的。热爱自己的工作,是敬业首要的内涵。

 

敬业须勤勉努力。热爱工作只是敬业的前提和基础,还没有从愿望转化为行动,从想法发展成实践。敬业除了是对工作的感情之外,还是对工作的劳动与付出。只有热爱工作的口号,而无勤勉工作的行动,那是比不唱高调而懒散的方式更恶劣的做法。古代有“五耻”之说:“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其中第二耻,“有其言,无其行”,就包括这样只喊口号而无行动的做法。古人尚且以此为耻,我们就更不能言行不一了。只有在本职工作中精益求精的人,才能在磨炼自己品格、提升自己能力的同时,做出一翻成就来。怎样做才叫勤勉努力呢?曾国藩曾经在《劝戒浅语十六条》里对勤勉的要素做出了全面的总结:“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在他看来,只要做到了身、眼、手、口、心五个要素均投入到工作,就一定可以做好。这样就基本概括出来了勤勉的主要方面和基本方法。当然,勤勉不是一日之功;只是一天或一时做到了身眼手口心五者具备,还不是勤勉;只有长年累月的进行这样的努力,才是真正的勤勉。作家葛拉威尔在《异数》一书中指出:“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只要经过1万小时的锤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成超凡。”这就是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需要一万小时;假设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一周工作五天,那么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也至少需要五年。可见,要想在某一领域里做出成就,绝不是一日之功,而是长久勤勉积累的结果。

 

敬业须克制。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除去吃饭睡觉和其它必要的生活时间,实际上所剩无几。如果不能克制自己恣意享乐、纵情狂欢的欲望,甚至如果不能克制自己过长休息的想法,时间就会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没有克制,当岁月无情流逝而自己却一事无成的时候,就只有发出“时间去哪儿”的感叹了。克制与敬业正如硬币的正反面一般,如影随行,相得益彰;且一旦做不到克制,敬业也就如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得了。韦伯在分析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时,强调了文化条件对塑造现代精神的重要性;而他认为这种塑造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形成了克制的美德。他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给予他克服重重障碍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使他承担起近代企业家必须承担的无比繁重的工作。”换句话说,韦伯把整个西方世界的兴起看作是克制美德的产物,这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今天我们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更要强调敬业精神中的克制品德。

 

2、敬业的原因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人们经常听说要干一行,爱一行。但为什么要敬业呢?敷衍工作、玩忽职守不是让人更舒服吗?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著名演讲《敬业与乐业》中,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业有什么好敬的呢?为什么可敬呢?”这位思想家的回答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人不仅为了生活而工作,也为了工作而生活;第二,任何职业都有神圣性。其实,除了梁启超之外,很多人也对为什么要敬业的问题提供了其它的答案。把这些对敬业原因的回答总结起来,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方面的原因,二是社会方面的原因。

 

从个人角度来讲,需要敬业的原因包括四个方面。首先,人有表达自己本质力量、实现人生价值的需要。人不能通过其它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只能通过将自己的能力与才干投射到自己的工作对象上,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对象或改变对象的形态,从而在工作的成果中证实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人二重化为自己和自己的工作结果,将逝去的工作时间和耗费的劳动力凝结在产品中,并在这个现实的成果中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与价值。如果不敬业,人的力量就得不到表达,人的价值就无从实现。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但如果没有敬业精神,这种创造不能完成,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其次,人的能力的丰富需要敬业。人的多数能力都不是自然具备的,而是后天锻造的产物。锻造的过程,次要的是通过学习,主要的是通过实践,通过工作。越是敬业的人,实践的程度越深,他得到锻炼的机会就越多,他的能力也就越丰富。对工作敷衍塞责的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占了便宜,少付出了努力,结果却是丧失了实践机会;天长日久,便会技不如人。“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人的性格的完善需要敬业。敬业使人变得严谨认真,有条不紊,明达事理而又坚毅顽强。一方面,工作中有其自身的规律,要求敬业的人让自己的行为符合这样的规律;另一方面,工作中往往需要与人合作,又要求敬业的人让自己的行为符合与他人交往的要求。这样,就形成了对敬业者性格的锻炼;久而久之,性格就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变得适于工作和合作,并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性格魅力来。最后,人的生活需要敬业。无论是个人生活品质的提高,还是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都依赖于经济收入。而在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里,人所取得的社会产品的份额是与他的劳动成果直接相关的。越是敬业的人,他的劳动成果越多,对社会的贡献越大,社会给予他的回报自然也越多。总而言之,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敬业是一种对自己有多方面提高和回报的美德。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也同样是如此。首先,敬业精神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古代社会的特点,是自给自足,每一个都生产自己需要的几乎一切产品;现代社会生产的实质,是每一个人都向别人提供自己的产品的同时,在别人那里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也就是说,古代社会如果不敬业的话,还只是影响到自己;而现代社会如果不敬业的话,则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例如,如果种苹果的人不敬业,非但他们自己不能得到足够的收入来支撑体面的生活,而且社会也将得不到足够的苹果供应。如果敬业精神在一个社会里普遍低落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运转就会遇到困难,面临衰退甚至灭亡。如果敬业精神在一个社会里普遍高扬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生产就会以极大的速度进步,相应地其它方面也会高速发展。其次,敬业精神也是良好社会风气的前提。敬业会使人形成严谨认真,有条不紊,明达事理而又坚毅顽强的性格特质;一个社会中的多数公民都敬业的时候,多数公民在性格上便会形成类似的优秀品质;当多数公民的性格都成熟起来之后,与优良性格以及以此性格为基础的良好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淳朴的社会风气便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更进一步的,如果这种社会风气能够长久的加以保持的话,就能够影响到更为稳定的民族性格。

 

3、敬业精神的现状、症结与对策

 

2013年的年底,盖洛普公司公布了其2011- 2012年对全球雇员对工作投入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敬业比例只有6%,远低于13%的世界平均水平。该调查的范围包括142个国家和地区的员工,通过被调查者回答的12个问题的答案不同,调查将他们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分为敬业、漠不关心和消极怠工三种类型。调查显示,中国员工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在各行各业和各种教育水平中,都是一样的。比如7%的本科学历员工敬业,和5%的小学教育程度以下的员工敬业,两者差不多。即便是在高技术员工和管理者中,他们的敬业程度也很低,在8%左右。更甚者,在销售和服务类员工中,只有4%的员工真正积极投入。文秘和办公室员工的敬业程度最低,仅为3%。另外,中国员工只有一半左右认为其现在的工作是理想的职业。从绝对水平上来讲,绝大多数中国公民都做不到敬业,而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漠不关心甚至有意地消极怠工;从相对水平上来讲,中国公民敬业的比例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与美国公民30%的敬业比例更是相差甚远。可见,无论是从绝对水平来说,还是从相对水平来讲,中国公民敬业精神的现状都不容乐观。

 

中国公民缺乏敬业精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客观体制原因,也有思想道德滑坡产生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社会在一个阶段上拉开公民之间收入水平上的差距本来是正常现象;如果富裕阶层是依靠勤劳致富,敬业聚财,那么这种收入差距的产生非但不会有损敬业精神的弘扬,反而会促进公民爱岗勤勉的美德。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水平与中国接近,公民敬业的比例却是中国的五倍。正是由于中国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投机取巧、权钱交易而一夜暴富的情况,而一些热爱劳动、勤奋努力的人却下岗失业、生活无着,使得人们产生了普遍的心理失衡,得出了敬业吃亏、钻营得利的结论。基于市场经济不完善这一现实的共识一旦形成,就会挤压敬业精神的心理空间,造成敬业精神失落的现状。此外,思想道德品质的滑坡也是敬业精神不能普及的重要原因。部分富裕阶层子弟炫耀性的奢侈消费产生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使得青年不再以创造为荣,而是以消费为乐。实际上,如果只是消费的话,人与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用耗费的方式来完成生命力的再生产,只是耗费的对象不同的罢了。以消费为乐,实际上把人降到了动物的水平,取消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人真正的本质在于把自己精力的使用表现在对象的产生和改变上,在于把自己创造力的爆发表达在产品的更新与升级上,在于把自己生命与时间的流逝定格在财富价值的凝结上。真正的人不是用自己的消费来体现自己,并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而是用自己的创造来表达自己,通过独特的工作成果来展示自己出色的本性。当这种情况被逆转的时候,自然会造成人表现自己的方式发生异化,思想发生扭曲,结果就是公民快乐的时候不工作,工作的时候不快乐。

 

面对敬业精神失落的问题,必须要有两方面的对策。针对客观的体制原因,要有深化的改革。只有让公民感受到不劳而获的情况进一步减少时,公民勤勉敬业的美德才会得到增进。当中国公民爱岗敬业的收获高于其它国家,而投机钻营的现象由于遭到打击而几近绝迹的时候,我们的敬业精神也会便会拥有比其它国家更好的土壤。针对主观的思想原因,要加强公民素质教育,形成劳动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风气,把一定程度上被扭曲的社会风气再扭转过来。主流舆论要有明确的态度,对以奢靡享受为荣的现象要立场鲜明地加以抨击和批判,对敬业爱岗、勤勉努力的典型要不遗余力地加以表彰和宣传。形成了敬业精神普及的现实条件的同时,将敬业精神铭刻在公民的头脑里,敬业精神就一定能够成为中国公民的普遍具备的道德品质。

 

第三节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第四节 友善: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现代公民社会与传统宗法社会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现代公民社会中的成员在与他人的交往上突破了宗法社会成员所受到的血缘限制,开始拥有较大的公共空间与他人互动。友善的公民关系推动了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因此友善也成为公民的核心价值规范之一。

 

友善的内涵

 

“友”在甲骨文中像两只手,象征着朋友之间的援手,因此其本意是帮助。“善”由一个羊和一个言组成;羊是吉祥的代表,言是讲话,因此其本意是吉祥的话语。两者结合起来,直接的意思就是像朋友一样善良,寓意是互相帮助和互相祝福。互相帮助意味着在其它人处于困境时要助人为乐,互相祝福意味着在其它人不需要自己帮助时心态良好。具体来说,友善需要公民做到待人平等、待人如已、待人宽厚与助人为乐等四个基本方面。

 

友善首先需要公民做到待人平等,这是友善的前提。朋友之善就意味着,这种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的关系不是发生在不同等级的人之间,而是发生在平等的人之间。如果支持的对象比自己的等级高,那么这种关系就是逢迎和依附,而不是友善;如果支持的对象比自己的等级低,那么这种关系就是恩赐,也不是友善。现代公民社会的特点,是人和人在政治上的差别已经不存在了,所有人,无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寡,都是社会平等的成员,因此都是公民。公民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帮助,由于其平等的前提,自然是友善之举,而非逢迎与恩赐了。若是对富贵之人曲意奉承、有心巴结,对贫贱之人冷眼相对、拒绝来往,便是势利小人缺乏公民平等意识的表现,和友善无关了。要做到友善,首先便要待人平等。

 

友善还需要公民做到待人如已,这是友善的重要方法。人从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需要出发,不会对处于困境的自己无动于衷,也不会对自己恶意加害。如果人能够把对待自己的这种态度扩及他人,无疑能够做到扶危济困、善以待人。待人如已,从消极的方式来说,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限制,不要将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强加在别人身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待人如已,从积极的方式来说,就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激发,将自己想做到的和想得到的促进和给予他人,成人之美,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友善需要公民待人宽厚,这是友善的重要要求。友善不仅需要在与他人趣味相投、关系良好时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对自己不同甚至小有过失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容人之过。人的脾气性格难免不同,兴趣爱好常有差别,甚至利益还会时常冲突,有时感到他人冒犯也就相当正常了。如果这时针锋相对,就谈不上真正的友善;只有化干戈为玉帛,才能表现出友善的价值来。中国传统文化就非常强调宽厚的美德,提出应该“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现代公民社会中公共空间比较起传统社会来肯定是更大了,进入社会交往范围的人也更多,因此更加显得人与人之间性格各异、看法悬殊、智愚不等,宽厚待人对于构造和谐的社会公共空间来说也更加重要。当然,宽厚不等于盲目迁就,更不等于姑息养奸,对于社会败类仍然应该嫉恶如仇,而不应该将之纳入友善的范围。

 

友善还要能够做到助人为乐,这是友善的直接表现。友的最初意思便是互相帮助,这是善意最直接、也是最真实的表达。爱自己、爱家人都不难,难的是对不那么熟悉的人也能够伸出援手;发出善良的意愿、讲出祝福的话语也不难,难的是给予实实在在的帮助。友善并不是要人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去关心他人,而只是要求公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解决别人的问题,而且往往只是自己举手之劳,却能够给别人帮上大忙。他人之所以感受不到友善,绝对不是因为过分要求得不到满足,而是因为期望微薄之力却不见行动。正如孔子所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只要做到了助人为乐,就一定能够让其它公民感受到友善。

 

友善的原因

 

公民社会的基点,不在于与传统社会重合的那部分家庭伦理关系,而在于社会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的存在和逐步扩大,提供了人本质的另外一种维度。而这个公共空间的氛围怎么样,取决于友善的价值是否能够与工具理性共存。当良好的社会氛围形成之后,每一个公民都将能够获益。因此,总结起来说,友善的原因至少基于三个方面:它是人的本质的要求,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也是每个公民都能从中获益的社会氛围。

 

友善是人的本质的要求。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某种虚无缥缈的抽象物,而是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人的社会关系如何,他的本质就怎么样。在前现代社会,人作为家庭血缘共同体的一部分,其本质不取决于公共空间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家庭血缘的情况,虽然这种家庭血缘的情况也是受到社会总体状况的影响的。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的交往关系开始逐渐地突破家族的范围,开辟出社会的公共空间来。这个空间越是成长,在人的交往关系中所占的比例越大,人的本质就越取决于公共空间的性质。这个公共空间实际上又是由个别公民的总和所构成,因此每个公民进入公共空间的方式反过来影响着总体的状况。人的本质需要良好的公共空间,因此需要每个公民都以友善的方式来进入这个空间。

 

友善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现代社会的形成与相应的公共空间的出现,与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是相伴随的,相应地兴起的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强调的是效率和收益的最大化,并不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甚至由于工具理性推崇的效率挤压了人的自由空间,由于其支持的个人理性计算明确了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对立,它不是促进而是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工具理性的兴起有其历史必然性,为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面对工具理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正确的出路不是退回到非理性的前现代社会中去,而是对之加以平衡和限制。在这里,就显示出了友善的价值。友善首先可以抵消工具理性的消极影响,给冷冰冰的效率原则加上了人情味。虽然重视效率,但也需要在此之外考虑公民之间的尊重和感情。其次,友善还可以限制工具理性的作用范围,将之控制在生产和交换活动的某些领域之内,而不至任之弥漫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在工具理性被平衡和限制之后,效率和利益的强调得到了控制,公民之间的关系不再过分紧张,润滑后的社会达到了和谐。

 

友善也是每个公民都能够从中获益的社会氛围。人的生活由多方面的条件共同组成;其中有些条件自己解决起来很困难,很对其它公民来说却是举手之劳。例如摔倒的老人,自己站起来或去医院非常难,对其它公民来说扶一下却很容易。但谁家没有老人?谁自己又不会步入老年呢?当人们能够互相之间友善关爱的话,实际上对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帮助。墨子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从“兼相利”的角度对这种互助导致互利的氛围进行了说明。他分析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墨子看来,只要有人首先做出了友善之举,那么他就能够影响到社会氛围,并促使其它人像他那样做,结果是大家都从中获益。

 

可见,基于人的本质的要求,基于社会和谐的需要,也基于良好社会氛围的要求,必须提倡友善这一核心价值。

 

友善精神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友善首先不是一个伦理学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实践问题。当你在公交车上与人发生碰撞时,你和他人是能够心平气和、互相体谅呢,还是最终发展为一场口角?当你在陌生的城市打听方向时,被询问的人是热情帮助,还是冷眼旁观?当老人摔倒在路边的时候,路人是赶紧扶起,还是扬长而去?可能每个公民对这些问题的判断都不一样,有的公民认为友善精神的总体面貌良好,有的公民认为友善精神的情况不容乐观。这种判断上的差异本身,就说明了友善精神的普及仍然具有提高的空间。

 

当前有待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对友善精神患有三症。一是公共空间里的冷漠症,二是社会和谐建构上的便车症,三是助人为乐上的恐惧症。

 

公共空间里的冷漠症本质上来源于人们对公共生活的不适应。从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到现代的公民社会,人们生活方式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交往范围扩大到了自己不熟悉的陌生人群中。在小农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主要集中在家庭,生活的范围往往局限在家庭所在的乡村;这样的生活里,打交道的都是熟人,不会发生冷漠的问题。但是,家庭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的逐步发展,人们活动范围突破地域的极度狭隘性,以往主要与熟人交往的生活方式变为经常要与陌生人交往。但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没有马上造成观念的改变,人们仍然习惯于熟人圈,而在陌生人的环境中感到无所适从,于是用封闭冷漠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这种不适感和不安全感。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你身上发生的事,与我毫无关系;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和扶危济困,在陌生感都没有消失的时候,就更谈不上了。冷漠症的本质原因,还在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观念的进步并没有完全跟上。

 

社会和谐上的便车症,指的是在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中的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既然有利于每一个人,就应该由大家共同来负责。但是,却有人会从理性计算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只需要享受和谐社会中良好人际关系的成果,而不愿意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他的想法是,别人做了友善的事,我都还不一定做呢,更不要说别人还没有迈出第一步。也有人会把建设和谐社会关系的责任全部推给政府,认为公共空间的事情,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来做就可以了,作为公民个人我是可以不付出成本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把友善的责任挪到别人头上,每一个人都觉得政府可以包办友善精神普及的任务,每一个人都在是否搭便车的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结果就会是全体公民都没有愉悦感地生活在僵化的社会关系中。

 

助人为乐上的恐惧症也非常流行,那就是担心自己帮助的人将他受困的原因推到自己身上。例如,摔倒的老人经常无人问津,主要的原因就是路人担心自己被诬陷为撞倒老人的肇事者,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助人为乐的结果,应该是被助者至少要对施以援手的人表示感谢;友善的公民虽然没有得到物质上的回报,但却在精神上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如果非但没有感激,还要承担全部的结果,那么还要求公民助人为乐,就是近乎于苛刻的要求了。这种愿意助人为乐却心理恐惧、行动犹豫的病症,根源在于三方面:一是医疗保障的缺乏,使得摔倒的老人有很强的动力去恩将仇报;二是法制的不建全,个别法官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情况下就采取折衷主义的策略,各打五十大板,让被诬蔑的助人为乐的公民承担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三是道德教育的缺失,没有让公民有足够的道德感去打消甚至不要产生这样恶劣的想法。

 

面对公民在友善方面的这“三症”,需要从多个方面努力加以治疗。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严惩寻衅滋事和敲诈欺骗行为,鼓励助人为乐的典型人物事迹,让公民怀德畏法,有心向善。其次,需要改善社会保障制度,不要让公民个人承担无穷大的风险,要让公民有待人友善、涌泉报滴水之恩的物质基础,而不是受到生活困顿的威胁做出让人唏嘘的选择。再次,要建全法制,明察秋毫,不能做出无原则的裁决。原来和了稀泥的案子也要重查纠正,不能冤枉哪怕一个好人。最后,还要加强友善教育,让之限制私欲的无限发展,抗衡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让所有公民都能够主动承担和谐人际关系建设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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