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军，浙江省温州中学历史教师。200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14年荣获浙江省特级教师称号，2017年取得正高级教师职称。著有《书信与日记里的新文化运动现场》。

我毕业于非师范院校，从事基础教育并非我的首选。因为大学修的是中国古代史专业，我似乎更钟情于去古籍出版社当一名文字编辑，与书虫争食。但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当时在温州教书，独在异乡，很想找个同伴，就建议我到温州来。平日读书，知道许多名家都有中学教育的经历，因此也并不反对，心想如若不合适，他日另谋出路。于是烦他代投简历，只叮嘱他找当地最好的中学。这样我就跟温州中学结缘了。

1年

我之为人，本不求惊人。然不经意之间，我成了学校的第一个正牌硕士研究生。这着实让我为难。我既没听过教法的课，更没有教学实践，加之骨子里不喜约束，往往溢出教材，传达一些我认为应该讲的东西，批判我认为不应该写的东西。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在为我所认为的理想课堂而战，我是多么有使命感啊!我之备课，尚有所受学术训练的痕迹，往往不厌其烦地去找证据，学校的马公愚先生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是我常去的地方，摘抄、复印资料颇丰。　　那时我喜欢读民国学人的文字，半文半白，颇觉养心。每天也尽量读点《古文观止》《四部精华》之类，记得当时还写了些劳什子。但连一篇详案也没有写过。突破轨辙，不守规矩，自难成方圆，招来非议在所难免。

3年

第2年我继续任教高一。2002年6月光景，学校举办了一次大型公开课展示活动，我在老校圆型大厅上了一堂研究课《康有为的孔子——东方从属于西方背景下的本土化运动》，这是我既大胆又谨慎的一次课程开发，之所以说大胆，是因为我运用文本和补充的材料逻辑性地解读了这一貌似矛盾的课题；之所以说谨慎，是因为我得老老实实地站在地上上课，而不能再悬浮在空中。　　第3个年头上，我开始带高二文科班了，谁能想到故事的结尾呢？我想到了逃亡。原因是我对学生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当然也可以说是学生对我的期望变成了失望。我离开了文科班，继续带高一，同时在教研处兼职。教研处的工作对我改变极大。　　2003年暑假，我曾一度想离开此地，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八个字帮我做了决定，我不想留名，但也不能灰溜溜地走。　　那几年，我一直想写一个逃亡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乡贤戴震，他在1754年从徽州逃到了北京，一条完整的裤子都没有，却以巨大的勇气去拜见京城的名流学者钱大昕，钱氏为其延誉，一时名动京城。我一直思忖他进京的路线和巨大勇气的来源。我们之间似乎发生了交集。　　

12月，我在嘉兴上了一节《书画同源》的省级示范课，反响颇好。这似乎预示了我跟嘉兴友朋一定会有一段美妙的友谊。　　我在教文科班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想更多体现个人的教学意图，开始尝试命题，日后再看这些命题，技巧固然谈不上，但诸多材料的选择令人欣喜。这大概得益于我的备课，和之前一样，我“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就在那段时间我整理的世界史资料打印出来将近150页，还有诸多复印资料。

5年

2004年，我参加全省青年教师说课比赛，获得不错的成绩。说课中引入了《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可以说拓宽了教师使用材料的视野。　　2005-2006年，是我成长中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主题是磨课。在自己学校不同的班级面对不同的学生上着同样的课，又到不同层次的学校面对不同的学生上着同样的课，这岂止是磨课，简直是“魔课”了。　　从教以来的第一个正经八百写的详案就是这节叫“新文化运动”的课，第一段是这样的：“1915年，陈独秀走到了他人生的第三个本命年，这个研制过炸弹的老革命党，结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涯，回到了上海。此番故国重游，他感到国家还是这样的国家，政治还是这样的政治，放眼望去，几乎没有他陈独秀看得上的人，几乎没有他陈独秀看得上的事。失望之人没有陷入绝望，他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要抓住青年一代。”但这仅仅是开始，质疑、批判、否定、再否定……这节课上得让我颇觉反胃，已然不想上了，直到省优质课评比时，我甚至庆幸抽到了另外一个新近准备的课题。　　这节“魔课”带来的财富是巨大的，为我留下了20余个可能碰到一起都不太认识的版本。直到今天，我还力求上出不一样的东西来。

7年

科举时代有个说法，倘若考不上秀才，不管你年纪多大，都只能叫童生了，如果让你郁闷一下，那就径直称“老童生”了。高中教学也有个说法，假如你没有带完高三，那就不能算出师的。在这个意义上，2007年我才出师。　　我也时常反思自己，在进入中学教育之初，不注意规范，零敲碎打，自然难以成型。惟有不怨天，不尤人，勤勤恳恳，脚踏实地，方是正途。今天的青年教师，假如能够认认真真写个三年详案，应该很快就可以“毕业”了。　　从2006年新课程改革起，我陆续参编了省教研室组织的《会考导引》《高考总复习导引》等书籍。我还是非常感谢大学所受的学术训练，有时候为了一道选择题，可以付出一天的时间。尽管如此，到了省里再磨，有时难免面目全非，弄到脑袋短路，但这就是磨题吧。要掌握一门手艺，恐怕只有反复练习了。

9年

到了第9个年头，我开始参加温州市文综竞赛试题和高考模拟试题的命制工作。在这些年的命题中，我深深感到命题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出一个教师的综合素质。一道题，可以看出教师对教材的理解，可以看出教师的学术功底，可以看出教师的眼界。　　我开始有序地编写一轮复习资料，尽量做到完整、精确、简洁。我一直自诩我的讲义是最精简的，努力做到不遗漏一个点，不妄增一个点，有时我跟学生开玩笑，高考结束后，假如你觉得真是这样，就送我一张纸片，上书“没有赘肉”。

11年

2011年市教师教育院组织校本培训管理干部培训班，赴北师大参加一周的培训。其中有一位专家分析了普通教师和特级教师成长的关键时段，给了我极大的触动。两种类型教师在1-5年、11-15年、16-20年三个时段悬殊最大。我是这样理解的：在1-5年这个时段，普通教师更关注站稳讲台，于是乎紧跟师傅听课，事事中规中矩，于是乎慢慢没了自我，逐渐定型，失掉了继续发展的潜力；而日后成为特级的教师可能更把该时期视作摸索期，于是乎旁听博览，理性思考，不断调试，反倒储备了继续发展的能量，孕育了继续发展的可能性。而11-15年和16-20年这两个时段，不管是普通教师还是日后成为特级的教师家庭事业都相对稳定，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特级教师持续学习的动力和能力更强。

13年

2012年我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这些论文其实是对多年实践的提炼，大体是围绕三个主题展开：校本课程开发、命题与磨题、文本解读。那个时段的写作中，颇具野心的尝试是写成《书信与日记里的新文化运动现场》一书。这本书算是对我2005-2006年打磨《新文化运动》一课的交代。在序言中，我谈了作为中学历史教师的身份认同问题，指出：“‘学术情怀、中学立场’这八个字当成为我们追求的路向，也当成为我们这个群体自赎的途径。”

15年以来

2014年，我光荣地成为浙江省第十一批特级教师。8月，我有幸成为浙派高中历史名师班的一员。在赵志辉教授和陈彩云副教授的精心安排下，两年的时间，既读书又行路，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结业后，微信群名改成了“期待再相逢”，里面的互动到几楼了？数不清了吧！“期待再相逢”让我们总是走在下一次相逢的“路上”，没有孤单，不觉落寞，互相击掌，砥砺奋进。2018年，又有两位同学荣膺特级教师光荣称号。　　回首20年的教书生涯，总有那么几个关键的年份，碰到一些关键的人，发生一些关键的事。回到自身，总得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如何处理好“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与“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辩证关系；如何处理好改革、教学与科研三者的关系。感谢生活吧！生活有时向我们展示其吊诡的一面，就像我对乡贤戴震一样，当我想逃亡时，我与他仿佛产生交集，当我安身时，我却忘了他。生活有时也会向我们展示其美妙的一面，就像2011年在北京培训时，居然在宾馆邂逅嘉兴的一群友朋，彼此相视愕然，继而大笑，不知身之何之。(来源：人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