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洞头教育志》（第一辑）的前几页，上面写着：“董希尤，虽历抑职，毫无怨言，矢志海岛教育30余年，为洞头外籍教师之楷模，赢得同僚们的赞许和敬仰。”

这位叫董希尤的教师是我的爷爷，我没有见过他。我出生的那一年，爷爷去世了。关于爷爷的故事，我听到的很少，但他留下来的余温，温暖了我对教师职业的想象。

原洞头区岙内小学毕业师生合影（1969年7月）

爷爷是苍南人，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党活动，曾就读于平阳师范学校和温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到括山乡中心小学任教。21岁时，他就任职望里乡的支书兼主任。

1953年，爷爷向组织申请到洞头教书。听奶奶说，那次搬家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爷爷带着家人翻山越岭，走破了很多双草鞋，脚上的水疱起了又破。为了减轻负担，不得已舍弃了许多家什，但爷爷舍不得扔掉那一担书。

他们搭乘简易的机帆船，在海上漂泊了3天，终于来到了洞头，开始了扎根海岛30余年的教育生涯。

爷爷先后在县小、教研室、乡中学、县一中等单位工作过。

小时候，我经常听见乡里人尊敬地称呼奶奶为“先生娘”。乡里有那么多教师，这声“先生娘”，一直是奶奶专属的称谓。

乡里人对我们家格外关照，介绍我的时候总是和善地说：“这是董先生的孙女。”

记得我在乡小读三年级的那个清明节，有一位平时总是不苟言笑的陈老师，带了几个班干部找到我，说是要去祭拜我爷爷，让我带路。

雨珠挂在山路两旁交织的杂草上，陈老师的目光望向山路的远处，好像陷入了回忆。我那时候太小，懵懂地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站在细雨中神情肃穆，鞠躬默哀。

多年以后，我才深切认识到，当一个人离开人世多年，仍然有人记得他、尊敬他，是这个人一生最大的荣誉。

爷爷是一位有爱心的教师。过去洞头缺水，人们挑水要走很远的山路，鞋底走穿了，肩膀磨破了。加上交通闭塞、物资贫乏，烧热水用的煤炭和木柴也是不可多得的耗材。因此，很多学生不常洗头，头上长了许多虱子。爷爷就经常将学生带回家，自己烧热水，给他们洗头、理发，用篦子帮他们除虱。对这些学生而言，爷爷就像他们的家长。

爷爷是一位宽容的教师。我的同事周老师告诉我，有一年农忙季，学生们要去挑粪施肥。有一个男生一时找不到粪桶，就拎走了我们家的一只桶。后来才知道，那不是粪桶，是水桶。但是爷爷没有生气，也没有批评他们。

爷爷的很多学生后来都学业有成，有的当了医生，有的成为教师，还有的进了机关。爷爷缠绵病榻的那段时间，他的一位当医生的学生多次上门给他打针。尽管那位医生见惯了生死病痛，但笑着给爷爷打完针、安慰爷爷后，一出门就偷偷地哭。

爷爷和学生之间浓浓的师生情，让我从小就对教师职业有了向往。19岁那年，我也成了一名教师。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在离家很近的东屏小学。第二年夏天，我就响应县里的号召，主动去教育局申请岛际交流。

“别人都不想去，你为什么想去呢？”接待我的那位教师问。

为什么想去？我也问我自己。当我眺望大海，好像能看到爷爷搭乘机帆船来洞头的坚定身影。

从东屏岛往返更偏远的半屏岛，全看潮水和天气。上船全靠一根宽仅30余厘米的木板，人踩在又高又窄的木板上，随着潮水起伏，颤颤巍巍，看着下面礁石上密密麻麻的牡蛎披着锋利的外壳，不由得胆战心惊。

半屏的学生家境贫困，还有很多特殊儿童和留守儿童。我希望自己像爷爷一样，能当好40名学生的大家长。

学生们也把我的好放在心里。有一年我生日，他们背着我，每人凑一元钱，去洞头本岛买回来一个大蛋糕和很多小气球，把气球吹胀，踩爆，制造出噼里啪啦类似鞭炮的声效。

虽然事后我把钱都一一还给了学生，但那个坐过公交车、乘过船、爬过坡的蛋糕一直在我的心里，沉甸甸的。

那一年，我担任班主任的班级，也被评为县优秀班集体。

生命是一种传承，我工作过的东屏小学前身就是爷爷工作过的洞头小学。爷爷和姑姑是教师，我和妹妹也成了教师。生命也是一场交接，我好像感觉到爷爷把当年用过的扁担郑重地交给我，对我说：“好好干！”（来源：浙江教育报 2024年11月22日 作者 温州市洞头区实验小学 董芳蕾）